延安整风文件 为什么要进行延安整风运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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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要进行延安整风运动？

1937年11月29日，王明等三人受共产国际的委托，从苏联经由乌鲁木奇到达延安，并且在12月9日起召开的会议上，传达了莫斯科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，史称“12月会议”。这次会议的路线分歧是比较严重的，举个例子，连特地赶回延安参加会议的八路军副总指挥、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，都感觉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，没办法回去传达，只好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：对王明的发言既不公开支持、也不好提出反对。

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共产国际的指示等于是“尚方宝剑”，而王明则成为了宝剑的持有人。其他问题咱就别研究了，最严重的分歧在于，王明提出延安抗战的整体路线应该是：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，也就是在抗战的大问题上，要一切服从南京政府（就这么称谓吧）的指挥，而主席则坚持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”，正是在主席的坚决反对下，“12月会议”甚至没有形成决议。

其实王明带回来的，也正是苏联方面的态度，他们希望延安方面将所有军政工作置于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下，从而让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。这样的想法符合苏联的利益，但必然损害了我党的利益，因为老蒋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除异已，比如在后面阎锡山挑起的“十二月事变”和顾祝同搞出来的“皖南事变”，都是老蒋真实思想的反映。

老蒋更企图将八路军、新四军驱赶到正面抗日战场上，借日本人之手达到削弱甚至消灭这两支部队的险恶企图，因此，如果延安方面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，等于正中老蒋下怀，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不要说八路军和新四军，就连晋绥军、滇军、桂军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，也不愿意完全服从老蒋的军事命令，因为老蒋保存自己实力、消耗其他杂牌的用意，在战争初期就已经非常明显。

但是王明所传达的精神，必然使党内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，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和后来重庆政府态度的问题上，让各地区各部队都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，尤其是王明离开延安到武汉工作后，在处理跟国民政府的关系时缺乏原则性和艺术性，使华中地区的抗日工作出现了较大偏差，对新四军的影响尤其严重。实际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，就是此类同志的代表，他缺乏对蒋当局的清醒认识和必要的警惕。

同时在此期间，主席的领导权威也在王明的干扰下被削弱，“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”虽然是一句气话，但是也反映了当时情况的严重程度。正是在种种因素的叠加下，终于在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，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9000余人遭到顾祝同第三战区八万多人的围攻，损失十分惨重，教训也异常深刻。皖南事变的发生不仅与项英等人的麻痹大意有直接关系，其实也是王明错误路线的具体反映，显然更对全党全军产生了极大的触动。

主席感觉到统一思想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刻不容缓的时刻，因为在遵义会议上，尽管主席成为了我党我军的实际领导人，但既没有名正言顺的领导人职务，领袖地位也并不稳固，所以才会受到王明的挑战。1938年9月，王稼祥转达了莫斯科的意见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主席为我党领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席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。

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9月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主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路线，并且得到了一致拥护，这是第二个回合的胜利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延安整顿思想和风气的运动才有条件开展起来，其初衷在于：第一，必须彻底解决和清除王明错误路线对我党我军的影响，第二，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，从抗战初期的一度混乱中恢复过来，第三，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，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，独立自主的进行中国革命。

1941年5月开始到1942年2月，主席分别作了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整顿党的作风》和《反对党八股》的重要报告，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、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、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。同时阐明了整风运动的宗旨和方针是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，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延安整风的动员报告，也就标志着从1941年5月开始，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。

经过统一认识和统一思想，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卓越的成效，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标志着延安整风正式结束。延安整风运动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，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。当然，整风运动中也包含着对抗战爆发以后，混入党内军内不良分子的审查工作，这方面就不展开说明了。

通过延安整风，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，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，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，同时也正式确立了主席的最高领导地位。